今年三月初「國家打呲」前夕，我申請加入巴塞隆拿球會之會員。當時我已決定前往英、荷、西三國作一次足球朝聖，該行首要目的，就是為了一睹「細哨」朗拿甸奴的風采。昨天，另一球季的「國家打呲」前夕日子，我收到下一年度的巴塞會員咭；而因為上週對巴倫西亞(港譯華倫西亞，此部落問中會採用內地翻譯名稱，因為他們的一些音譯，忠於其原文，即使用我的母語讀起來也都通順)，美斯傷出，本週日的國家打呲，也許會成了朗拿甸奴証明自己，仍是巴塞中流砥柱的最後機會。這一切一切，有如命運安排。
但當初，我對西班牙球壇，是幾近一無所知的。
八十年代未的TVB，球季期間每週未有英甲及意甲精華，新聞間中會播放法甲班霸馬賽的入球片段，印象中，我當時沒看過西甲的精華片段(可能《體育世界》有播的，但我記不起來)。倒是在報紙的體育版，一問名叫「真馬德里」的球會，引起我的注意(香港的翻譯，時有佳作，但不知所云的更多，此可謂後者之代表也)。
九四年世界盃之後，我在美國重拾對足球的與趣。適逢ESPN在當地有歐聯直播，分組賽階段，我印象最深刻的，就是巴塞隆拿與曼聯的兩次對壘。十月十九日第三輪分組賽在奧脫褔上演，雙方各自祭出其看家本領 ── 曼聯用上了雙翼齊飛的絕活；巴塞的小組入楔，則是千變萬化。兩隊最後以二比二握手言和，最精彩的一幕，是在八十分鐘，伏兵近柱門前的曼聯左翼沙柏、接應堅尼的傳中，乖巧地用腳跟把皮球碰入網，使曼聯在主場力保不失。這場比賽，可謂盡得歐陸與英式足球兩者之長。
兩週後兩隊移師至魯營再戰，但因曼聯的鋼門舒米高的缺陣，巴塞一面倒以四比零大勝，羅馬里奧上演帽子戲法。他當時與領隊告魯夫的關係，已日趨惡化，我亦意識到，告魯夫在巴塞的流金歲月，已近黃昏。那賽季最終令我決定效忠的球會，是三次擊敗AC米蘭的阿積士。我是在下個世紀，才知道阿積士的領隊雲高爾，是告魯夫的「足球政敵」哩！
那時閱讀足球歷史，對巴塞、皇馬兩大球會的背景，有了點基本的認識，因那次電視直播的先入為主，再加上領隊是荷蘭球王告魯夫，我自然會對巴塞較有好感。但皇馬歐冠五連霸的歷史，我亦視之為可與巴西在五八年至七零年三奪世界盃相比的足球神話。迪‧史提芬奴，至今仍是我心目中的頭號球王(至於當年皇馬與巴塞對此人的爭奪，誰是誰非，我有一套有別於雙方主流論述之見解，他日有機會再詳談)。
九六年回流香港，為了要看歐洲國家盃，安裝了有線電視，自此一直有接觸西甲賽事。一九九六至二零零三年，是巴塞與皇馬之實力，此消彼長的時代。雙方都乘著波士文法案之便，大灑金錢以擴軍。相對而言，皇馬花錢是用得其所。無獨有偶，同時那亦是香港由回歸前夕的表面繁華，一路至「建華之亂」的深淵。在零三初，我與友人一篇合著投籃(《E+E》)文章中，作了一個這樣的歷史見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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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是一場「魯營之戰」式的政治角力
在這場「賭波規範化」的討論裏，本應是主角的球迷被撤換了，而那執二攤的青少年，卻成為被人利用的傀儡。這個「球迷缺席」和「青少年缺席」的現象，正是「賭波規範化」討論的最大缺失，也是道德論者和經濟論論的政治角力，所引發出來的必然結果。一向無權無勢的球迷和青少年，在這個二極化的討論中，便只好躲藏在廣大的群眾裏，繼續任由別人的誤解，而沉默地去看一場又一場扣人心弦的足球比賽。結果，「球迷政治」與「青少年主導」，就變成別人不屑一顧的議題；而球迷和青少年的結局，就好像被命運玩弄的巴治奧和沙維奧拿般，在零二世界盃的舞台上消失了。
更可悲的是，在整場「賭波規範化」的辯論中，其氣氛令我們想起的，並不是零二世界盃季軍賽，南韓對土耳其的友誼第一；而是年尾(二零零二年)的西班牙聯賽，由巴塞隆拿主場迎戰皇家馬德里。
從牌面上看，雙方將星雲集，那場球賽本應是精彩紛呈。奈何近數年來，皇馬經營有道，日漸重拾其五六十年代之霸業；反觀巴塞隆拿，管理階層一片混亂，五年來先後有三位天皇巨星，包括朗拿度、費高及里華度離隊，前兩者正是現今皇馬的中堅份子，領隊雲高爾又急於把球會「全盤阿積士化」，無視球會的本土意識傳統，結果弄得戰績低落，天怒人怨，令巴塞球迷沈溺於苦毒情緒之中。是役「叛將」費高二度倒戈，更是火上加油。結果整場球賽淪為一幕閙劇：每蓬費高引球往邊線或開角球，高空襲物 ── 小至錢幣、火機，大至手電，甚至是玻璃酒瓶 ── 有如冰雹般落下；「球迷」們肆無忌憚地向電視攝影機前大打不文手勢；有一名「球迷」居然帶了一個用作性玩具的吹氣公仔，其背後寫上了費高及其球衣號碼10號的字樣，極盡侮辱之能事。回到球賽本身，其戰況亦無甚足觀，並以沈悶的零比零完場。最後，西班牙足總對巴塞隆拿作出處分。
當晚我們在看這場比賽時，不期然的想到香港，皆因這齣閙劇實在太似我們在「賭波規範化」爭論下的情況了。這裏的政治辯論就如一場零比零悶戰：反賭波論者為主攻的一方 ，他們重複著單調的「高Q大棍」戰術；政府作為主守的一方，則一味運用全場壓迫戰術，包括行政主導、未做諮詢已暗示結論、又自持著分組點票，在立法會必然「戰無不勝」等等的不光彩手段，來窒息對手的空間。港人一如巴塞球迷，只有怨氣沖天！
我們在此打這個比方，絕非無的放矢，香港現時的政治氣候，實在與上世紀三十至七十年代的巴塞隆拿有點相似。當然，他們比我們更糟榚。其時西班牙由軍事強人佛郎哥將軍當國，實行中央集權的高壓統治，巴塞隆拿所位於的加泰隆尼亞省，其本土意識受到強力打壓，該省人民仰馬德里政府之鼻息過活。但給他們自尊的，正是足球。特別是五十年代初及末，和七十年代中，巴塞隆拿球會打出悅目而又能奪標的足球。當地的加泰隆尼亞語，在佛郎哥時代是被禁止的語言，但於魯營球場除外，因為那道法令在這裏無法執行(以上提及到關於巴塞隆拿球會及加泰隆尼亞省的本土意識，只是一個極度簡化的版本。有興趣者，可到中央圖書館借這本書：Barca: A People's Passion 作者：Jimmy Burns; Bloomsbury 出版)。當然，這「人民的激情」亦有其黑暗的一面，就如上文提及「魯營之戰」之閙劇，都已經不是首次發生。現在，香港的本土意識，已異化成「自大又自卑」的失衡心理。當前的香港市民，切忌像現時的巴塞球迷般自暴自棄、消極宣洩；香港政府及巴塞管理層，都應該反省一下，上一世紀的黃金時代，究竟為何成功呢？到今天又為何失落了呢？近數年來，究竟又出了什麼亂子，事事倭過於人呢？
其實，當夜的「魯營之戰」，也有令人欣慰的一幕：在下半場後段，皇馬球員已離場抗議，球賽幾近腰斬。幸好，巴塞隊中一位土生土長的加泰隆尼亞球員佩奧爾(Carles Puyol)，主動地走到邊線，勸說球迷莫再胡鬧。他的行動，雖然不能平息球迷的怒火，至少球賽最後都能繼續進行。特立及簡東尼寫這篇文章，其用意亦不過如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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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篇文章完成於二零零三年二月，「沙士」病毒，正無聲無息的來臨香港……
……五個月後，形勢大變，我與友人把文章濃縮，欲投稿至《明報》未果。當中重寫的後記，又誤打誤撞的成了另一歷史見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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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記：寫在「七月風暴」之後，「八一開賭」之前
不論誰是誰非，七月的一連串「政治足球打比戰」至少有兩件可喜的事：一，沒有演變成希素或希斯堡球場慘劇；二，我們原初以為還是沈默不語的青少年，亦勇於發聲。同一時間，在香港識波之人的圈子中，亦爆發了一件石破天驚的大事：一份有極高水平的國內足球雜誌，以繁體中文版(再加上港式譯名) ，登陸香港。曾幾何時，香港足球，不論是球場內的張子岱、仇志強(當時忘記了他是馬來西亞國腳，用胡國雄會較適當吧)等人，又或者是球場外爬格子的謝東尼，皆獨步華人世界。然而國內同胞迷上足球短短十多年，已經迎頭趕上。過去四個月，香港人由極度自卑的低谷中重拾自信，但我們絕不能回到八九十年代的夜郎自大，目空一切。香港的識波之人們，現在強隊當前，請大家跑到文字球場來，打爭氣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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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我來說，今天重讀那兩篇舊文，實在是唏噓不已：我與友人合作寫稿的大計不成。我後來到網台開咪講波，那裡的節目為賭波主導，我間中亦賭上一手……而香港主流傳媒的足球評論水平，四年來依然毫無長進。
(未完待續)
